饥饿的盛世（出书版） 第12节（6 / 8）

“杀人立威”的君主，早晚会受到被统治者的轻视。而仁慈和宽容，只有在恐怖和严厉的背景下才更为人们所珍惜和颂扬。所以成功的统治者必须具有两面：一面是圣人一样的仁慈，另一面是狮子一样的残暴。

对于极端珍视权力的乾隆来说，不让人掌握他的统治定势，是极为重要的事。使人们永远处于战战兢兢不知斧头何时落下的心理状态，是他既定的统治目标。乾隆一贯认为，适时制造一两起出奇的、出格的大案，才能最有效地起到震慑、恐吓的作用。这是破除阻力，推进某项政策的事半功倍之策。他非常喜欢史马迁的这段话：“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意思是说，商鞅对在道路上扔垃圾者施以重刑，是治国的好办法。把灰倒在道路上，这是小小的过错。对此小错而施以重罚，可以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乾隆认为，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冤枉几个小民，甚至几个官僚，都是无足计较的成本。因为他胸怀的，是整个国家，整个社稷。

皇帝果然达到了目的。“字贯案”有力地推动了禁书运动。在此案之后，各省的禁书工作都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各地先后设立“书局”，专门负责查缴“不法违碍”书籍。各地官员放下手头其他工作，把禁书当作当前最重要的核心工作来抓。他们在地方广贴告示，恫吓藏书之人，如果再不交出违碍之书，将“贻累及身，更累及于子孙”。许多地方官员充分发挥创造性，想出了种种阴毒的办法。比如浙江巡抚三宝说，他将全省的教职人员都分派回老家，让他们深入各自的亲戚家里，“因亲及友，细加访询检查”，并且把缴书的成绩作为将来升官的依据：“将来即以缴书之多寡为补用名次先后。”在三宝的启发下，各地官员也命令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甚至穷乡僻壤的农民家中，逐户搜查。整个大清王朝几乎被掀了个底朝天。

随着禁书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越来越多的违禁图书被送到北京。成果是如此丰硕，以致朝廷原来暂时存放不法书籍的方略馆居然书满为患，无法容纳，甚至院子里也堆积如山。

那么，这些如山如海的书籍中到底都有些什么内容，让皇帝如此兴师动众去搜罗并消灭呢？

康雍两代，禁书大约有以下两类：

一是有反清思想的书籍。汉人历来有狭隘的民族观。黄宗羲说：“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那些宣传“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的传统历史观，以及宣传“夷狄异类，近于禽兽”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图书当然是犯忌讳的。

二是记录了满族人征服中国过程中种种暴行的野史。明末清初的书籍中，记载满人暴行，咒骂诋毁者，为数颇多，这都是清代统治者十分在意的禁书。

而到了乾隆朝，文字狱的范围在这个基础上又大大扩展。乾隆皇帝做事的特点是通盘考虑，斩草除根。康熙、雍正所针对的，主要是已故作者的作品，而乾隆却把矛头扩大到了所有活人的“违碍文字”。他要修正的，不仅是反满情绪，还包括汉族人对所有少数民族政权的“错误看法”。所以，他要禁绝的，不只是明末清初的野史，而且还包括宋元明时代所有指斥少数民族的字句。

因此，在乾隆的标准下，文字禁忌可谓多如牛毛：要忌虏、忌戎、忌胡、忌夷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伪、忌贼、忌犯阙……对于事涉“女真”“满洲”字样的书当然要求更严。女真在中国历史上活动很长时间，从宋至清，凡书中有涉“女真”“女直”“满洲”，甚至“辽东”字样的书籍，哪怕只提一个地名，都有违碍的可能。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忌讳”文字当然比比皆是，不法图书当然也就处处都有了。在宁左勿右心态的支配下，各地官员凡遇涉嫌“忌讳”的图书，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收缴，请示“一体送毁”“概毁全书”。

皇帝为什么对民族情绪视如大敌呢？原因是清王朝与历代汉人王朝的建立过程不同。

清代帝王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大清得天下之正”，也就是说大清之取天下，是有史以来最光明正大、顺理成章的。

清代君臣这样解释这个“正”。他们说，曹魏、西晋、唐、宋诸朝，都是原来的臣子趁着混乱从孤儿寡母手中抢得了政权，有偷和骗之嫌，实在称不上光明正大。至于汉朝和元朝，则是赤裸裸凭头颅和鲜血建立的，比前述诸朝实在硬气得多。“然汉自灭秦，元自灭宋，虽未尝不正，而与鼎革相接。”（章学诚《丙辰劄记》）比如宋朝本来没有过错，元朝强抢，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再比如明太祖虽然是一介平民，但毕竟是元朝的子民，“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大义觉迷录》）

只有清代皇帝不存在这个心理负担，因为他们的天下是得之于“流贼”，而非得之于明朝。他们与明朝本是“邻国”，见邻国奴才起来造反杀了主子，出于义愤出兵镇压了奴才，替这家主人报了仇，“明朝天下亡于流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