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出书版） 第10节（3 / 5）

邵武佃农杜正祈等“结无赖子数十人，屡与田主搆难。恃拳勇，入市强横，久之党渐众，遂阴蓄异谋，人给一铁尺，号铁尺会”。有的地方还设立会馆，推举佃长，甚至组织武装，与地主们公开对抗。中国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面对这种形势，乾隆的第一反应是恐惧。

在乾隆看来，“涓涓不绝，将成江河，萌芽不剪，将寻斧柯”。在乾隆时代，一切民众聚集事件都被视为敌对事件。为了防微杜渐，他必须在“群情汹涌之初”，“擒首恶以儆余凶”。乾隆规定，严禁民间结盟、罢市、聚众殴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么“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乾隆六年（1741年），户部宝泉局，也就是相当于今天财政部印钞厂的两千多名工人，因反对工头克扣工资，停炉罢工。步军统领衙门出兵弹压，工人们“俱登厂内土堆，抛砖掷瓦喊叫”，官兵竟向手无寸铁的工匠施放鸟枪。事后，乾隆帝还因为没有杀几个人而嫌官兵镇压不力，朱批道：“办理殊怯矣！此等刁民，即枪伤一二何妨。”“此等刁风，甚属可恶……着舒赫德等严访为首之人，务必重处，以警其余。”

对于“刁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抗税抗租行为，他更是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江苏崇明老施二抗税事件报闻之后，乾隆皇帝批示道：“此等刁风，不可长也，务获实犯奏闻。”此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是，“老施二依拟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

乾隆十三年（1748年），苏州米商囤粮抬价，一介布衣顾尧年和平到官府请愿，请求官员控制粮价，保证贫民能活下去。为了表示自己对大清政府的恭顺，他特意“自缚双臂”，跪在地方官面前。然而秉承乾隆不许对主动提出权利要求的百姓后退寸步这一原则的官府，竟然把顾尧年逮捕入狱。苏州百姓群情激愤，一起来到官府要求释放顾氏，官府却大加镇压，连续逮捕了三十九人。事情上报乾隆，奏折中的“聚众”二字令乾隆大为警惕。他说“因近日聚众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议，照陕甘刁民聚众之例，立即正法”。顾尧年等人因此被苏州官员杖毙于大堂之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南夏邑县多起灾民控告上司的事件，在乾隆眼中就成了无比重大的政治事件。

果然不出皇帝所料，在严刑拷打之下，灾民刘元德交代，他来告御状，路费不是自己拿的，自己也拿不出，是夏邑县的秀才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两个人共同资助的。这两个人鼓励他扳倒县太爷，说这是造福全县的大好事。

对这个审理结果，乾隆并不满意，因为没有把彭家屏挖出来。皇帝直觉彭家屏与此事逃不脱干系，而且只有把彭家屏牵系进来，这个案子才有可能做大，才能制造震动全国的效果。

就在皇帝下达了继续熬审刘元德，同时逮捕段昌绪和刘东震的命令后，到河南暗访的观音保回来了。

观音保是皇帝最信任的亲信之一。他事上忠诚，为人敏捷，办事周密。听到他回来，皇帝连忙召见。

几天不见，观音保模样大变。微服出行时新换上的湖绸长衫已经蒙上一层尘土，脸庞也比出行时消瘦了许多。

他抢步上前，请了个安，回道：“皇上，夏邑之灾，并非寻常水灾，而是百年不遇的大灾！”

观音保汇报说，夏邑和附近的永城县遭灾已经两年了，由于连岁未登，积水未涸，今年仍无法下种，百姓对于县令和巡抚极度不满，咒骂之声充满城乡。由于多年重灾，穷民景况不堪入目。县城里乞丐遍地，乡间则饿殍满眼。全县物价奇高，只有人价极低，满大街都是卖儿卖女的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调查结果，他还特意在灾区买了两个孩子。

“哦？花了多少钱？”皇帝问道。

“四百八十文。”

那时的四百八十文约合现在九十六元钱，大约是一只烤鸭的价格。

“什么？两个孩子加在一起？”

“对。”观音保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张纸，呈给乾隆。乾隆接过来一看，是一张卖身契，价目清清楚楚。

皇帝默然不语，良久，一挥手：“你先出去吧。”

观音保悄无声息地退步，转身，退出殿外。

皇帝陷入了尴尬。看来，地方官确实罪不可逭。他原来以为，夏邑所遭的是寻常灾害，没想到会重到如此程度。图勒炳阿和孙默欺君罔上、漠视民命达到如此程度，实堪发指。必须严肃处理，才能平民愤而肃官箴。

可是，如果因为老百姓告御状而摘了巡抚和县令的帽子，必然在大清帝国内开创一个极为不好的先例。这一传奇性的“平民扳倒巡抚”事件必然会成为爆炸新闻，迅速传遍全国。本来，大清帝国如今的政治形势就不稳，各地抗税抗租斗争此起彼伏。如果这事再传开，那么无异于火上浇油，岂不极大地助长民众的自发斗争？

深思熟虑之后，皇帝做出了这样的决断：

第一，严肃处理地方官。图勒炳阿被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充军。夏邑县、永城县两县知县也革职，等待进一步审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