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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盛世(出书版) 第1节(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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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个他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因此,乾隆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

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图。

然而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的成就。

横向对比18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只有这样,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

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

英国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接触过中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然而来到中国,他们却发现生活在自己国家里的中国人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也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务漠不关心。

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不错,我们当时船速是1小时7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确信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几个一定是丧命了。”

英国人分析说,这种畸形的民族性格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政权(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虽然登峰造极,但乾隆的统治并没有任何新意。乾隆盛世不过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总结和大重复。不幸的是,这个盛世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因此其成就如果烛火遇到了太阳,一下子暗淡无光。

面对几千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如果专制统治不那么密不透风,中国社会不那么铁板一块,西方涌来的文明新潮就有可能自然地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可惜,中国恰逢了一个执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以乾隆为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然而,在乾隆死去两百多年后,仍然有许多人坚定地认为,只有乾隆的风格和方法才适合这片独特的土地。

只有透彻了解了乾隆时代的另一面,对这个时代的得与失进行一个全面准确的评估,我们这个民族才算没有白白经历“乾隆盛世”。

帝国遗产的继承人

乾隆皇帝的基因,得自他父亲的那一半非常优秀自不待言。爱新觉罗家族的出色素质在此前历代皇帝身上已经体现无余。极高的智商、强大的自制力、无穷的精力、无比精明的头脑、难以扼制的进取精神,乾隆身上这些素质主要应该都是得自父系。

一 被八字决定的历史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爱新觉罗家族中两个最伟大的人物,康熙皇帝和后来的乾隆皇帝,在圆明园首次见面了。不过弘历当时年仅12岁,他不可能了解这次偶然的会面对自己乃至对国家将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

那是康熙生命中最后一个春天,圆明园牡丹台前数百盆牡丹开得正艳。雍亲王(胤禛)提出请父皇来家中赏牡丹,老皇帝欣然应允。

老皇帝愿意到胤禛家里来坐坐,因为在十几个如狼似虎的儿子当中,只有这个四阿哥从来没有表现出对皇位的特别渴望,也似乎没有参与任何与竞争储位有关的阴谋。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四,擅长草书,精研佛法,在别的皇子为皇位打破头的时候,他却坐在书斋中修身养性,一派闲云野鹤之姿。不过,44岁的雍亲王也并非平庸之辈。皇帝偶尔交给他一些临时任务,比如安排太后丧事、清查仓米发放弊端等,他都完成得迅速周到,给皇帝留下了颇深的印象。(冯尔康《雍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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