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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5节(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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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以利润为基础征收商贸税,而不是籍贯。

前朝重农抑商,大岐沿袭,对非农籍的百姓征税,也全是折算成田亩来收的。

只要是商籍,那么根据店铺的大小,经营的种类,由官府评定你是巨商、大商、中商还是小商。

小商税按百亩田税交。

中商税按五百亩田税交。

大商税按千亩田税交。

巨商税按万亩田税交。

税收有多重呢,整个大岐从立国以来,没一个巨商,大商也寥寥可数。

划分看似清楚,但存在一个巨大问题,如何界定谁是大商,谁是小商?

卖丝绸的是大商,卖粗布的是小商,听起来似乎合理,那若卖粗布的能卖百匹,卖丝绸的只能卖一匹呢?

这个问题,曾经不少商人托关系找门路,送礼送钱,想找朝廷定个标准,后来,他们发现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问题,因为怎么定,官府说了算。

只要给足了钱,那你到底是大商还是小商,还不是衙门一句话的事?

但很快,又出了问题。

在本地好说,一出了本县本郡,外面就不承认商户本籍的评定了,于是,他们又得交一份儿钱。

不同级的商人连交入城费都是不一样的。

商人们受不了了,他们苦哈哈地忙活,结果多头挨打,他们再次往朝中递钱找关系,苦熬多年,终于让朝廷确定了准确的评定之法:

不出本籍,即户籍所在之县,是小商。

不出州郡,是中商。

商路通五郡,是大商。

超过五郡,是巨商。

卢栩想在观阳找人去朔州和北境,受阻的一大原因也在此,许多南方的船商到隆兴郡已经够五郡了,再去朔州,就要变成巨商,交万亩田税了,北境能赚再多钱他们都不去。

观阳本地的小商户不愿意去也有这个原因。

而商路上逐渐兴盛起来的主力,就成了倒卖农产的货郎,按大岐律例,家中主业种田,就不算商籍,那些就一两辆板车的小商贩,不用另外交商税。

这样简单粗暴的征税方式,其实非常不利于商贸发展,仔细算,其实朝廷也不划算。

小商人为了少交税,会依托中商,中商又依托大商。

登州和崇宁交界,就有很多这样的案例,隆兴的商人只把货物放到崇宁界内的官道,登州的商人只在登州取货,在中间搞运输的,是那批开客栈的门梁人。

他们全受卢栩雇佣,卢栩交着跨郡的大商税额,带着粮食货物跨郡不用再多掏一份钱。

朔州卖牲口的商户为了省钱,会先将牲口卖给卢栩,再由卢栩转手卖到隆兴,卢栩每只羊只收五文钱的转手费,完全就是给牧童发工钱,这样,大伙儿都划算。

可这一点儿都不利于朝廷税收。

商户卖一只羊是交那么多钱,卖一百只、一千只、一万只,还是那么多钱。

卖少了,商户亏,卖多了朝廷亏。

颜君齐的策论上,就列举了好几个观阳、朔州的中小商人实际的利润与缴税的差别,还算了假如以利润为基础来收税,能收多少钱。

他替卢栩管了那么多年观阳联盟,对卢栩的生意了如指掌,对观阳联盟加盟者利润也心中有数,列举起来,完全信手拈来,甚至还能列出年份,辅以商贸对观阳、文丘、崇宁的影响等等。

这些颜君齐没细说,受限于策论篇幅,他也没完全细写,可就这份儿只略写了几点的策论,已经被正好今年参与阅卷的户部尚书誊抄走了。

待完成阅卷,他将誊抄走的策论拿回家仔细看了又看,将隆兴郡二十年的税收全调出来,又从里面调出观阳、崇宁、文丘三县的税收,核对颜君齐所说是否属实。

待确定无误,他又想找去过隆兴郡的人来问问,可家仆在京城找了一整天也没找到一个隆兴来的商人。

原因也很现实,从隆兴到京城,超过五郡了。

户部尚书转天就跑去催问科考结果了,那个隆兴来的考生考上没有,只要考中了进士,他们户部要了。

但马上,他就遇到了对手,御史台对颜君齐也很有兴趣,颜君齐还有一篇论君臣之道的策论,很受御史大夫喜欢。

虽说他胆大包天把历史上那位毁誉参半的先代之君有一番斥责,但好歹言之有据,论说合理,也没全将责任推到那位皇帝身上,很客观地指责了后来两代君王的过失,更指责了当时朝臣的失责,随后还颇有见解地附上了若干可以匡正之法。

他在文中论述的那一番为臣之责,特别对御史大夫的胃口。

身为天子臣,当上辅君主,下听百姓,明通四方耳目,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若君有错,臣必当纠之,为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为人臣察而不纠,是为佞。

听听,这就是该来他们御史台嘛!

只要他能过了进士这一关,他们御史台一定要把人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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