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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其实是讲逻辑的，所以他们现在才很纠结。因为在他们看来，能从圣贤著述中找到源头、千百年来诸多大儒各有佐证，这门学问才称得上是严谨的。

如果不是因为儒家本身颇为严谨，而且有很强的唯物属性在，中国岂能在宗教思想上最不受束缚？

现在他们这么为难的原因是什么？

朱厚熜皱着眉头：大概是因为过于推崇先贤，一定要从前人的言论里找到源头与佐证吧。

他开口说道：“天理昭昭，物理不变，先贤学问也是自格物之理、参悟人伦而来。三千余年以来，一代代人都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研究学问，纸张取代了竹简、丝帛，诸多所得已经证明今人在物理上的学问是超过先贤的。人伦之理，今人在治理国家、教化百姓上也比古人做得更精细，何必一味厚古薄今？”

杨廷和等人却不敢像他这么“大逆不道”，认为自己的学问超过了先贤。

朱厚熜继续说道：“难处只怕在于，卿等须明白一个实字。伯安将知行合一，践行所知，朕以为有两步。先是许多人有落到实处的践行，故而有了实用的知识。有了实用的知识，再进一步践行之、落到实属，获得更多的经验与知识。实践由人来做，实践于人理，那就能不断改进人伦；实践于物理，那就能不断得到真知。”

“这天理，本就是人理与物理的不断进步，慢慢趋于明悟天理。物理与天理、人理之联系，朕以为就在于实践二字。万物的道理，人伦的道理，都是古人、今人不断实践总结而得，它们有历史的一面，也有发展的一面。朕以为，若从实践入手，便不必拘泥于古人如何说，而是要肯定一点：学问是在不断进步提高的，今人只要秉承实践的作用，那么就能在尊重古人所得的基础上，超过古人。”

朱厚熜说完这些，御书房内就陷入了一种很微妙的沉默之中。

几千年来，儒家子弟的内心都有一个枷锁。他们始终认为，先贤的学问是最高的，上古时期的社会是最令人向往的。

现在，皇帝要他们尊重古人就够了，别一味尊崇古人。

要相信自己比古人还厉害？

再一次登基

王安石变法前，有新学。《三经新义》、《字说》，都是要为儒家治道奠定理论基础。

为什么必须有学问基础才好变法？因为变法就是变动利益，而人们对利益变动的反应最好要有关于道德方面的引导或约束。

这就是现在杨廷和最关心的人理方面的问题。

要把新法的“人理”找到理论上的依据，定义好新法局面下的善与恶，还要让尽可多的人认可、赞同。

现在，他们都思索着朱厚熜所说的实践一说。

天理、物理、人理只是概念，而实践一词……

他们看向了皇帝，杨廷和问道：“陛下之意，实践乃是亘古不变之道理？一切学问自实践而来，实践不止，故而学问常新。学问既新，知行要合一，故而法实应常变？”

朱厚熜感慨着毕竟是大明最顶尖的一批聪明人，很快就能从这些新概念里发现对他们当前变法最有利的依据。

他点了点头：“自是此理。譬如国初，其时状况是人丁凋零、赋税不足，故而当时行军屯卫所之制。如今大明人丁早已倍于国初，赋税其实亦可倍之甚至更多。状况已经发生改变，符合国初的制度，不见得能符合如今了。”

对于朱家后面的皇帝来说，祖制不容轻动也是一个约束。

现在朱厚熜同样需要一个理论依据，他接着说道：“法虽不能轻变，也不能不变。哪怕是如今朕与卿等商议之新法，其中也或有不符合当前物理、人理之处。实践之要义，在于周全思虑后，实践而观其成效，有了新知再改进。”

“陛下，这其中政之善恶，如何令天下人明之？”杨廷和又追问他最关心的。

就算变法有理论依据，但变法过程毕竟会损害许多人已经得到的利益。说是善政恶政，其实是天下官绅心中的善恶。

“人理有一己之私，也有天下之公。”朱厚熜对这些问题一直就在思考，“理学之灭人欲，便是欲得天下公义之天理。天理循环，人理若违背了这天下公义之天理，自是常有改朝换代之事。届时，旧朝官绅又能十中存几？”

“自然，那并不是眼前就已经有的局面。只是防微杜渐，人人本就应该克制私欲，避免家国走到那一步。期望人人都能灭人欲，不如从严明律例约束之，从法之常变而压制之。”

“就国事而言，并非从此便无常法，否则天下人岂非无所适从？然从实践看去，每个时期找到损害天下公义最主要的矛盾争端所在，只是想办法解决已经出现的主要矛盾。国体之本不轻变，国用之法则可因时而变。”

“当前大明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人丁日益增加，财富却不见增长。到底是什么原因，人尽皆知。财富田土集中于官绅富户，过亿百姓近乎无有立锥之地，天理公义何在？若不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以史为鉴，大明距离亡国又还能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