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8节（1 / 4）

说白了，真论实力比曹端都差得很远呢。

但关学是有传承的，而且现在杨氏关学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崇古。

如果但从学术光谱上来看，现在的关学跟宋代的关学肯定不是一回事，反而更倾向于姜星火那位诛十族的师爷，也就是方孝孺的理论。

方孝孺在《宋学士续文粹序》一文中，曾对洪武朝的社会风俗是这么描述的“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伦，复衣冠，制礼乐，立学校，凡先王之典多讲行之”，从中很简单就能看出来，洪武时代，风俗正处于一个复古的时代。

这种复古，一方面是要建立稳定的道德社会，另一方面是朱元璋主张的“去胡化”运动从法理上讲，铁木真当然是沙漠上的“天命真人”，大明的法统是从大元继承的，而从情感上来讲，则要全面地恢复汉人衣冠礼乐，因此洪武朝的复古风气，起于正彝伦、行先王之典，再通过重血缘、崇宗法、讲名分、别尊卑等手段，以确立一种以传统儒学的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思想与文化基础。

也正是洪武时代持续了三十年不遗余力的复古运动，正是因为老朱对三纲五常有整顿之功，所以靖难之时，才有那么多为建文帝死难的忠烈之臣。

杨敬诚缓缓说道：“古人之性，大多淳朴，今人之性，则变得狡伪；古人风气，大多刚毅，今人风气，则变得颓靡；古人好学乐善，今人弃道乐谤；古人勤俭务本，今人骄惰逐末；古人忠厚推逊，今人浇顽斗讼依我看来，今日之世风不如古之多矣。”

胡季牦就不好接话反驳了，但曹端并无顾忌，他这人坦诚，说话也比较直，只认道理，不认其他。

曹端开口道：“若论古人，少有能古得过春秋战国吧？”

“可春秋之时，还可以称为尊礼重信，至战国时，则已是绝口不言礼与信；春秋之时，尚奉周王为宗主，至战国时，则绝口不言周王；春秋之时，尚‘严祭祀，重聘享’，至战国时，则无其事；春秋之时，尚讲究宗姓氏族，至战国时，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之时，尚有宴会赋诗，至战国时，则不闻矣；春秋之时，尚有‘赴告策书’，至战国时，则无有矣这就是说，春秋之古风，战国不存也。”

因为是私下学术交流的茶会，还是金华学派主办的，所以看在汪与立的面子上，曹端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意思也很明显了，什么古人今人，就春秋跟战国都不是一码事，杨敬诚说的那些，不过是“古人滤镜”罢了。

怀旧，不代表旧的真那么好，让他回到过去的时代，同样能挑出来一堆问题。

当下的永乐时代，正是社会与文化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生活也随之变迁，思想文化开始由洪武建文时期的保守、沉闷，逐渐转向革新、活跃。

杨敬诚当然没有那么容易被驳倒，他反倒恳切地举了两个例子。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世风日下，确实非是我危言耸听。”

“譬如关中乡梓，我听祖辈说，从前出仕之人，致仕空囊而归者，间里互相慰劳啧啧高之，极为敬重。而至今日，反倒有好些罢官归乡的人，乡人只艳羡其怀中金帛，若是空手而归，反遭耻笑，这难道不是一例吗？”

曹端怔了怔，顺势说道：“正因如此，国师才要整顿吏治。”

“太祖高皇帝立法峻严，惩治贪污不遗余力，最终起到士大夫知廉耻之效了吗？”

“盛世人心多厚，愈厚则愈盛；衰世人心多薄，愈薄则愈衰吏风的根由，还是在世风上，这一点我是认胡祭酒所言非虚的。”

杨敬诚又道：“又譬如今日之人，大多便如话本上说的，只重衣衫不重人见了面，身上穿得几件华丽衣服，到人前去，莫要提起说话，便是放出屁来，个个都是敬重的，而若是本事泼天的主儿，衣冠不甚济楚，走到人前，除非说得天花乱坠，只当耳边风过，这难道是我乱说的吗？”

吏风、世风、学风，互相纠缠，委实无法单独拆分，一旦说起来，难免有些越界的地方，这场茶会的众人，都不是胆子大的主，故而竟是都默契避谈了。

正在茶会逐渐进入到诗文环节的时候，外面却忽然有消息打断了茶会的进度。

非是旁的消息，却是宫中发下来的诏令。

诏令不长，信息量却很密集。

“近岁以来，士风浇漓、官箴刓缺。

钻窥窦隙，巧为躐取之媒；鼓煽朋党，公事挤排之术。

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为人臣酬报之资。

《书》有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朕初继大统，立志承太祖高皇帝遗命，自当深烛病源，亟待铲除。

有官守者，或内或外，各分猷念；有言责者，公是公非，各奋说直。

大臣有正色立朝之风，小臣有退食自公之节，于是朝清政肃，道泰时康，尔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绵禄荫于子孙，顾不美哉？

若沉溺故常，胶守故辙，朝廷未必可背，法守未必可干，则我祖